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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对中国汉传佛教史上长期争论的竺法护的生卒年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其生年为公元228年，即曹魏太和二年，岁在戊申;卒年为公元306年，晋惠帝永兴三年，岁在丙寅。并从学僧时代(236 -265年)、译经时代(266-290年)、草创关河学派时代(290-306年)三个阶段论述了他翻译佛经和创立学派的过程;介绍了他的佛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竺法护 汉传佛教 关河学派 丸乘菩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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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传人我国内地的时间，众说纷纭。但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所引《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这一年，西汉太学生景卢采访了来华访问的大月氏国外交官伊存，并把采访记录整理成《浮屠经》。①“浮屠”即“佛陀”的早期音译。汉传佛教翻译佛经的工作开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 )，以中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共同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为标志。②到东汉末年桓、灵二帝的时候，从古印度和西域来的译经僧增多，以洛阳为中心，译出了大量佛经，以安世高和支娄迦禨为着名。三国时，东南沿海以南京为译经中心，北方仍然以洛阳为中心，中印度高僧昙诃迦罗、康居沙门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译出戒经(律藏)，曹魏开始按佛教戒律规定授戒度僧。西晋竺法护从敦煌到长安，开辟了一条翻译佛经线。因此，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经曹魏至西晋结束，是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拿来时代”。在这一时代的众多译经大家里，敦煌菩萨竺法护拿来的最多，对中国汉传佛教贡献巨大。兹就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翻译介绍的佛教思想，略述管见，斧正于学术界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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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一12 - 20

作者简介:李尚全(1960-)，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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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方家。

二、关于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

1.竺法护的生卒年考

有关竺法护生卒年的探讨，在学术研究领域尚属“荒地”，至今没有权威性结论，有待开垦。《梁高僧传》卷一是这样记载的:

及晋惠(公元290一306年)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晋惠帝时代的“关中扰乱”，其二是“春秋七十有八”。我们据第一点确定竺法护的卒年，然后再根据“春秋七十有八”推出其生年。

为了解决竺法护的卒年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晋惠帝时代“八王之乱”的大概情况。《晋书?惠帝纪》说，晋惠帝在太熙元年(290)四月己酉日即皇帝位，改元为永熙。第二年正月又改元永平，三月，贾后杀太傅杨骏等，夷三族，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改元元康。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苗阳公卫灌。贾后接着又杀楚王司马玮。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的“六月事件”，标志着“八王之乱”的开始，但当时还局限在中央统治阶层内部，没有波及到下层社会，没有出现“关中扰乱，百姓流移”的动荡局面。元康四年(294)以后，西晋国内自然灾害严重，例如元康四年发生了饥灾;元康五年夏，荆、杨、衰、豫、青、徐六州发生水灾;元康六年关中发生饥、疫灾害;元康七年七月，雍、秦二州发生旱、疫灾害，米解万钱;元康八年九月，荆、豫、徐、杨、冀五州发生大水灾，秦雍六郡民因饥荒而流人汉中者数万家。伴随着天灾，西晋又面临日益恶化的民族矛盾，自元康四年(294)至永兴三年(306 )，匈奴、鲜卑、羌、氏、揭等少数民族从北、西、南三面夹击关中的汉民族政权。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民族矛盾，自永康元年(300)开始，到永兴三年(306)止，西晋长安中央政府内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白热化，赵王司马伦在永康元年四月杀了贾后，在八月杀了淮南王司马允，在永康二年称帝;齐王司马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颧等在永康二年(301)联合起兵处死赵王伦，拥惠帝复辟;河间王顺、成都王颖、长沙王司马义在永宁二年十二月又联合起兵处死齐王同;河间王顺、成都王颖在太安二年(303)联手讨伐长沙王义，进兵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在永安元年(304)囚禁长沙王义，第二年七月檄州郡兵迎惠帝，被推为盟主，到永兴三年(306)东海王越遣迎惠帝之师人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④从而在长安造成了《梁高僧传))所说的“关中扰乱，百姓流移”的历史事件。因此，窃认为，竺法护正是在这一年，被迫“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即卒年为公元306年岁在丙寅。再据《梁高僧传》卷一说竺法护“春秋七十有八”的记载，而知生年为公元

2.学僧时代(236一265年)

法护胡语叫昙摩罗刹，敦煌籍月氏人，8岁时出家为僧，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⑤，随师姓故称竺昙摩罗刹，汉语称为竺法护。有关他的学僧生活，《梁高僧传》卷一本传是这样记载的：

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

这段文字十分简练地叙述了竺法护在曹魏时代的27年学修生活，通过“博览六经，心七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竺法护受正始玄风的影响，对汉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虽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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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誉，未尝介抱”的字眼，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竺法护的魏晋风骨。到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时，竺法护已三十六岁，“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沽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贵梵经，还归中夏”。⑥竺法护的这段西域留学生涯，我们据载佑录》卷七《须真天子经记》推定仅公元265年一年时间，即竺法护37岁时。

3.译经时代(266一290年)

据《梁高僧传》本传推算，竺法护在38岁即公元266年时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从事这项工作长达24年，“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⑦似乎再也没有从事过译经活动。但《佑录》卷七《普耀经记》说《普耀经》是永嘉二年(308)年译出的，隆莲法师据此把竺法护的译经下限定为公元308年，⑧汤用彤、吕澄、郭朋诸先生据此否认《梁僧传》说竺法护死于晋惠之世的说法。⑨其实，古人重师承，不像今人重名利，竺法护学生译出的经，出于对师的尊崇之情，同样署以师名。因此，窃认为，凡是《佑录》、《开元录》记载的公元290年以后的竺法护译出的佛经，皆出于他的学生之手。兹据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24页至27页，把竺法护所译主要佛经按年代次序抄录如下:

266年11月8日至12月30日，《须真天子经》二卷。

269年7月23日，《(方等泥垣经》(或云《大般泥垣经》)二卷

270年9月30日，《德光太子经》(或云《赖吁和罗所问光德太子经》)一卷;《宝藏经》(或云《文殊师利现宝藏经》)三卷。

284年2月23日，《修行经》(或云《修行道地经》)七卷;10月14日，《阿惟越致遮经》四卷

285年6月17日，《大善权经))(或云《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工《善权方便经》)二卷;7月10日，《海龙王经》四卷;;8月10日，《正法华经》(或云《方等正法华经》)十卷;11月25日，《光赞般若经》十卷;12月27日，《普超经》(或云《阿阁世王品》、《普超三昧经》)四卷。

287年1月11日，《普门经》(或云《普门品经)))一卷;4月27日，《宝女经》(或云《宝女三昧经》、《宝女所问经》)四卷。

289年4月8日，《文殊师利净律经》(或云《净律经》)一卷;12月2日，《离垢施女经》一卷、《魔逆经》一卷。

290年7月14日，《宝结经》(或云《宝髯菩萨所问经)))二卷。

以上的月日为农历。上述这些经只是竺法护译出佛经中极少有明确年月日的佛经，没有确切记年的译经还有很多，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说竺法护译出150部，梁僧佑(出三藏让集》说竺法护译出154部309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说竺法护译出175部354卷。在竺法扩译出的众多佛经里，没有确切记年的重要佛经有《弥勒成佛经》(亦名《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郁伽长者经》一卷、《比丘尼戒》一卷等等。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普翟经》等。

4.草创关河学派时代(290一306年)

公元290年，竺法护已是62岁的老人，从繁重的译经工作中退休，“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公从事佛教修证，这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传统。经过数载山林佛教的实践，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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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到西晋京都长安青门处营造寺院，开始草创中国汉传佛教史上最早的学派—关河学派，“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但竺法护所创关河学派在“八王之乱’，中夭折，竺法护本人也被迫流离失所，病逝于逃亡途中。不过关河学派经过东晋道安的努力，为姚秦鸠摩罗什的译经、培养学僧创造了条件。在道安和鸠摩罗什的领导下，成为汉传佛教的摇篮，为中国汉传佛教培养出净土祖慧远、般若王僧肇、涅架圣道生。这三大法师的诞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正式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僧佑才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三、关于竺法护译介的佛教思想

竺法护在24年中，共译出了150多部佛经，这些佛经所介绍的佛教思想，从哲学的角度来溉括，主要包括本体论、现象论、心性论、实践论四个方面。

1.本体论—佛的法身论

竺法护在《如来兴显经》卷一里译出了“法身慧体，究竟无相”的哲学命题，认为佛的法身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因此，“法身常存”。那么，什么是法身呢?答:

如来至真等正觉身，则为法身。。

无合无散，不处泥渔，不恶生死，乃名之曰法身。⑧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法身就象“虚空”一样:

一切诸器皆归败坏，无常存者，无所堪受，唯有虚空而可不毁，无所妨废，于诸器中最委高尊。⒂‘法身”又像太阳一样，“光明照阎浮提，众生之类蒙恩无限，而仰得活”;⒃ “法身”又像流水，出入山川，生产百谷”。(17)因此，“法身无形，普人一切，亦无所人，无所不人”。(18)

2.现象论 佛的“色身”论

从佛的“法身”本体直接的派生物即是佛的“色身”。佛的色身虽也是因缘法，有生灭变化，但它是佛的法身的直接显现，是佛才能具有的，而没有成佛的众生则不能具有。为什么呢?《大智度论》卷24答:

从是因缘生知是果报，从是因缘不生如是果报。

竺法护把佛才具有的这种色身译为“十八不共法”，即佛的品格。兹据《普耀经》卷六《行道禅思品》摘录如下:

从得佛至于泥洹一无失道。二无空言。三无忘志。四无不静意。五无若干想。六无不省视。七志达无损。八精进无损。九意无损。十智慧无损。十一解脱无损。十二度知见无损。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见。十四未来之事悉知见。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见。十六揽众生身行，化以本际。十七榄众生言行，化以本际。十八榄众生意行，化以本际。

竺法护把佛的色身的外表特征译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3.认识论 众生“心本清净”论

佛教认为，佛不创造世界，也不造人。世界万物是因缘所生法，本体即空。众生与佛，是一体两面，—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着的佛。竺法护译出的《度世品经》卷五对佛和众生的这种一体二面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

一切诸法，本净自然，悉虚无实，为诸客尘之所沾污。

载在《大宝积经》卷八的《密迹金刚力士经》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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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净而无沾污;自然鲜明，永无尘冥;本性仁和，悉无所生;其身寂然，不为心意识所见构絮。一切众生，身悉无本。一切诸法，亦复本无。

通过以上的引文，我们得出竺法护为中国哲学史从西域引进了一个认识主体—“心本清净”的哲学名题。那么，认识的主体为什么被污染了呢丫原因是“三毒、五阴、六衰，客尘所蔽”。因此，竺法护为中国哲学史译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命题:

其三界者，心之所为。(19)

4.实践论—大乘佛教菩萨行

竺法护拿来的150多部经介绍的重点是大乘佛教菩萨行。这是竺法护由山林隐修若干年后而到长安青门外建寺草创关河学派的重要原因。菩萨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是大乘佛教克服了小乘佛教的消极面，使佛教徒承担起了为社会尽义务的责任感。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菩萨的定义，才能进一步理解菩萨行的积极人世的精神。《大乘义章》卷14说:

(菩萨)此方翻译为道众生。具修自利利他之道，名道众生。

《佛地经论》卷2说:

具足自利利他大愿，求大菩提，利有情故名为菩萨。

这里的“利有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竺法护介绍的具体“利有情”的步骤是“四等心”(又译“四无量心”)和“六度”十个方面。“四等心”指的是慈、悲、喜、护(舍)四个方面，“六度”指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方面。

菩萨行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竺法护译出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把这一过程称为“菩萨十地”。处于一地菩萨的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为“仁和心柔软，笃信佛功德”，行布施度。二地菩萨为“弃十恶，建十善，亦能劝他”，学会持戒。三地菩萨，由观无常、苦、空、不净而憨哀众生，修持“四禅八定”，“成若干变化，神足示现”，以“救护十方”，供养诸佛，即修忍辱度。四地菩萨重点进修三十七道品，使其智德“转以增加”，即修精进度。五地菩萨，重点修习“四谛”，使“大悲转胜，生大悲光明”，即修禅定度。六地菩萨，以修习十二因缘为主，即修智慧度。七地菩萨，以修“无生法忍”，而处于超凡人圣的质变阶段。八地菩萨，以不动心为特征。九地菩萨，以开慧眼为特征，能通晓众生的三世善恶业报差别。十地菩萨，已接近于佛，“能以己身现如来身，如来身现为己身”。

四、结语

敦煌菩萨竺法护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在东汉以洛阳为落脚点。三国时，除洛阳外，又增加南京为海上佛教进人中国的落脚点。到了西晋武帝时代竺法护则从敦煌到长安沿途翻译佛经，从而把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由点变成了线，扩大了教的影响，使佛教向沿线的民间渗透。竺法护在晚年，又把佛教的传播线，变成了深人研究佛教的面，即在长安建寺草创关河学派，为弘扬佛教培训人才，亦使竺法护名声远播，时人称为“敦煌菩萨”。

竺法护的翻译，为中国佛教确定了新的佛陀观，即恢复了印度佛教的佛陀观，纠正了汉代人们把佛陀歪曲为“胡神仙”的错误看法，从佛的法身，说明了佛是缘起法的本体;从佛的色身，说明了佛具有“十八不共法”的独特品格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外表特征。这样就把佛和众生、神仙严格区别开来。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佛和众生的关系是一体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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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心本清净”，而不能成佛的思想认识根源是“客尘所蔽”。清除蒙蔽在认识主体(心)上的客尘的有效途径是菩萨行的社会实践，从而奠定了中国佛教的主旋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竺法护草创的关河学派，经过东晋道安和鸿摩罗什两位大师的努力，把曹魏西晋玄学改变成东晋南北朝隋唐佛学，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正是由于竺法护沿着敦煌到长安的弘法活动，才提高了敦煌的知名度，内地的汉僧(文化人)以竺法护为榜样，开始向西域学习佛法。同时，由于竺法护翻译了150多部佛经，促进了内地汉传佛教的大发展，从而吸引着西域胡僧和印度梵僧纷纷来华传教。于是开凿莫高窟作为西域胡僧、印度梵僧和中原汉僧进行禅修的场所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东晋南北朝隋唐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与内地寺院化佛教相呼应，敦煌佛教走着一条形象化的道路—敦煌佛教艺术的诞生与成熟;而内地寺院佛教却走着一条抽象化的道路—佛教思辨哲学的诞生与成熟。有鉴于此，敝人认为，在东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无论是内地的佛教哲学，还是敦煌的佛教艺术，它们的繁荣都应归功于竺法护的译经事业。

注释

1.《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所引《魏略·西戎传》说:“昔汉衰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2.参阅《梁高僧传》卷一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传。近人梁启超、吕澄诸氏否认《四十二章经》是汉明帝时代译出的，笔者依《梁高僧传》说。

3、5、6、7、10、11.《梁高僧传》卷一。

4.参阅《晋书·惠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89一108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法护条”。

9.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一114页;吕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35页;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第249页。

12.《度世品经》卷六。

13.《无言童子经》卷下。

14、18.《超日明三昧经》卷下。

15.《大衰经》卷六。

16、17.《如来兴显经》卷二

19.《大方等顶王经》

20.《渐备一切智德经》卷三《目前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