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归国的唐玄奘,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困境-
发布时间：2024-08-07 01:39:56作者：百字明咒功德网唐玄奘是世界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有关他的生平故事和文化功绩，已出版了很多著述，或强调他西行求法，或着眼他翻译佛经，或研讨他创立教派。相比之下，对玄奘晚年的活动和思想，学术界的研究却不多。本文对此集中试论，以更加全面、更为深刻地了解这位历史人物。
一、正视现实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在印度留学取经达19年之久的玄奘，载誉回到京城长安。在政府官员的迎接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玄奘从都亭驿进入下榻的弘福寺，沿路排成了长达十里的欢迎队伍，人们都想争睹这位历经千难万险的传奇人物的容貌。
唐政府还不失时机地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520夹共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身舍利以及七躯金、银或刻檀佛像陈列出来，让官吏士人瞻仰。右武候大将军、雍州司马、长安县令等官员亲自主持大会，京师治安衙司维持秩序，不许随便烧香、散花和移动，因而这次展览大会搞得盛况空前。
深知皇权大于神权的玄奘，时年46岁。他虽然西行19年，行程15万里，但非常清楚中国的国情，没有“统御万邦”的皇帝肯定、支持和恩惠，传播、弘扬佛学的前途仍然是不确定的。“天降大任于斯人”，首先要有皇帝的嘉许。早在一年前他到达于阗进入大唐帝国边境后，就派人跟随商队前往长安向朝廷呈上表章，解释自己违禁偷渡出国的原因和留学求法的经过。八个月后他才接到允许回国的敕令，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时，为了证实朝廷敕令的确切，他再次呈上表章报告自己的行踪，听候朝廷发落，他很担心政府会惩罚治罪于自己。这时唐太宗正在洛阳准备出师远征高句丽，接表后敕令他速归相见。玄奘得到消息后星夜兼程，以期在出征高句丽前见到皇帝。
玄奘取经路线图
长安官员的隆重接待，并没有使玄奘放下心来，他“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安置完毕携带的经像佛典，玄奘匆忙赶往洛阳。二月一日，他在洛阳皇宫仪鸾殿拜谒了唐太宗。此后20天中，玄奘被连续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可惜的是这些会晤内容都没有留下官方记载。从日后玄奘弟子记录的传记中，我们知道唐太宗主要了解的是西域中亚诸国和印度五部的情况，因为唐朝正在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贞观六年（632），唐朝打垮北突厥，建置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建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贞观十八年（644），占领焉耆，这时正准备征服龟兹（今新疆库车）。所以，唐太宗对佛教经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记录整理出西域各国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风俗、政治文化等真实资料，以为“天可汗”的西域经营服务。
一心想扩展版图征服周边的唐太宗，竭力劝玄奘还俗任官辅政，作为自己对付西域诸国的首席外交顾问。但玄奘一再婉言推拒。二月廿二日，唐太宗亲率大军东征高句丽，又“邀请”玄奘同行赴辽。玄奘巧妙地以佛法戒律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借口，“固辞不去”。他请求唐太宗允许自己去嵩岳少室山里的少林寺翻译佛经，但也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不许他躲避入山，需要他随时为国家出力。
三月一日，在“频又固请，乃蒙降许”的情况下，决心献身于佛教翻译事业的玄奘才从洛阳返回长安，唐太宗恩准他入居当时长安寺院中条件最好的弘福寺译经，并给予官方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五月初，译场组织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政府的命令与协助下，调集了一批全国富有学识的僧人进行分工合作，玄奘担任“译主”总负责，其他高僧学者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但只能做辅助工作。一些外地高僧甚至在宰相房玄龄的多次命令下，仍“谢病不赴”。
玄奘自然清楚能在短短两个月里组织起这样规模空前的第一流“译场”，没有皇帝的特殊恩惠和政府的财力资助，凭他本人的力量绝不可能办到。玄奘更清楚他自己要正视现实，皇帝重视他是因为急需开边拓疆的外交人才，并不是靠他的才华见识去弘扬佛教，只有依附皇帝的保护，才能集中各方力量翻译“真经”。
因此，在开始翻译佛经工作的同时，他日以继夜地撰写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中亚、南亚诸国真实情况，在最有才华的辩机协助下，用了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2卷、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这部后来驰名中外的著作，书名突出的是“大唐”，而不是什么“玄奘西行求法记”，并写上了“奉诏撰述”几个字。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唐西域记》写本
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将《大唐西域记》和新译成的五部佛经一起呈献唐太宗，还上了一份表文，请求唐太宗为所译的经论作序，但唐太宗开始没有答应，玄奘“再求，始蒙允许”。唐太宗为什么不答应作序呢？原因是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刚刚派使者来长安向唐请婚，唐太宗提出要他们割出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唐太宗不作序的意图很明显，还是期望玄奘还俗从政，担负起经营西域的重任。
这时唐朝正处在解决西北、东北以及北部边疆威胁的时期，争夺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李世勣打垮薛延陀，铁勒各部遣使入贡；郭孝恪等率军进攻龟兹，与西突厥发生大战；王玄策等出使中印度摩揭陀国结成联盟，李义表等到达东印度迦摩缕波国，该国要求交流道教文化；其他中亚小国不断派遣使者到长安朝贡联络。唐太宗觉得像玄奘这样精通外语又熟悉各国情况的人才，不担任官职为朝廷效劳，实在是太可惜了。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紧急命令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组成一个30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玄奘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道教本义，与译经道士发生争论，但唐太宗的敕令迫使玄奘不得不“奉诏”译完，并很快由王玄策第二次出使中印度带走。玄奘还被迫将一本来路不明又与自己的法相宗对立的《大乘起信论》由汉语翻译为梵语，也带到印度。
由此可见，玄奘回国后三年尽管受到皇帝的恩惠，但他还是违心或是积极地完成了朝廷交给的一些任务，如果他不正视这种现实，他就无法在唐朝立足。
二、应付现实
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过儒家入世思想训练的玄奘，很了解官场、佛事、人世之间的关系，他呈上《大唐西域记》的同时，也呈上新译五部佛经请皇帝作序题跋，就是要借唐太宗的威名为自己开辟新的“东天乐土”世界。在不愿放弃前半生历经艰险留学取经求法的前提下，他只能从正视现实进一步转向应付现实。
唐太宗50岁以前从未诚心奖掖过佛教，虽然他早年东征洛阳时用过少林寺僧人，招募过长安寺院一千多名壮僧，也不时利用佛教或法师为圣朝开明做些点缀，但他所修功德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比如他在太极宫设斋道场是忧虑五谷不能丰收；为父亲建造龙田寺和为母亲修造宏福寺是追念父母养育之恩，为死亡将士在战场上修寺设斋是安慰人心。
唐太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自己崇尚儒教文治，认为佛僧和塔庙过多会浪费国库钱财，况且佛法要验福于未来，并不能为眼前治平天下带来功益。他经常从政治出发举例说明梁朝武帝父子热衷佛教导致国破身亡的鉴戒，贞观二十年，他还手诏训斥要出家为僧的宰相萧瑀过于迷信“弊俗虚术”的佛教。相反，唐太宗经常以老子李耳为祖先，多次排列先道后佛的次序，他虽不喜欢虚无缥缈的神仙空名，但很欣赏道家长生的方术炼丹，是一个典型的现实功利主义者。同样，唐太宗开始礼重玄奘，也不是慕其高僧名声，而是考虑他精通西域诸国地理等学问，有益于远交近攻抗击其他民族，急需玄奘提供相关的真实情报。
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宜君凤凰谷的玉华宫建成，病魔缠身的唐太宗到此休养。恰逢王玄策出使印度归来，还带了帝那伏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一万多俘虏，其中一个自称医术高明的术士那罗迩娑婆寐被送进玉华宫，让他为唐太宗造延年之药。或许是语言不通需要翻译，或许是要了解印度的具体情况，六月十一日，玄奘在唐太宗紧急敕令下赶到玉华宫。双方见面气氛紧张，唐太宗再次“劝逼”玄奘还俗从政，让玄奘辅佐自己“理朝政书”“翊赞功业”，但遭到玄奘“掬诚坚辞”，死不答应。幸亏宰相褚遂良在旁打圆场，唐太宗才息怒转缓，表示愿意继续资助他翻译佛经，并询问了玄奘正翻译的《瑜伽师地论》。这大概是太宗先威吓后收买的手段，玄奘也以柔克刚地讲述了此经大意，并派人取来请皇帝亲自详览。
不知是瑜伽宗讲究的调息静坐还是其禅心定身的修行功夫与方士清虚无为的道术相通，唐太宗看完经卷竟连声称赞“佛教广大”，并认为以前对佛教的批评全是诬说妄谈，下令秘书省把玄奘新译的经论复抄九本流通全国，让国人百姓知道。长孙无忌等重臣也乘机替玄奘说好话，使唐太宗愈发重视玄奘，赐给他一领价值百金的珍贵袈裟。
至此，玄奘心里松了口气，他再次恳请唐太宗写作经序。唐太宗于是撰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敕令列为所有经卷之首
此后，玄奘连续上表启谢皇帝与太子的恩惠，据《广弘明集》载，他曾给太宗上《请经出流行启》，又上太子李治所写《六门陀罗尼经》及题《菩萨藏经》等。他在玉华宫弘法台一边翻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边向唐太宗评论旧译佛经的失误。回到长安后，玄奘居住在皇宫紫微殿弘法院， 白天与皇帝交谈， 夜晚回寺院翻经， 两无猜忌， 亲密无间。长安晋昌坊大慈恩寺修成后，玄奘担任“ 上座”，皇帝、太子妃等在安福门楼亲自执香炉临送。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宠信，唐太宗还下诏焚毁了道教《三皇经》。
玄奘题名石佛座，陕西铜川玉华宫遗址出土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唐太宗的身体每况愈下。玄奘扔下手头翻译的经卷，陪同唐太宗到终南山上的翠微宫休养，他既说印度五部的见闻，也讲佛法的神通，给病重的皇帝以很大宽慰。五月初，唐太宗病危，玄奘一边陪伴，一边在喜安殿翻译经卷。直到皇帝逝于含风殿，玄奘才随着送葬灵柩回到长安寺院。
珍惜寸阴时间的玄奘放下翻译工作去陪伴皇帝，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辩机，因与唐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后改合浦公主）通奸淫乱被杀，朝廷派御史拿着高阳公主送给辩机的金宝神枕到寺院追查，又杀了另外两名和尚和两名道士。这使玄奘非常害怕，担心牵连整个“译场”，损坏佛门声誉，不得已重新选择了一批译经助手和门徒弟子，以此好向皇帝交代，避祸求全。
玄奘要应付现实，就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翻译佛经的大师，一方面则是依附皇权的效身者。处在这样自相矛盾、左右为难的境地，玄奘的身心憔悴可想而知。
三、超脱现实
唐高宗李治继承帝位后，对玄奘恩宠不减，批准他在慈恩寺西院营建佛塔，安置佛经、佛像及舍利，以防火灾。高宗原拟建高30 丈的石塔，后因费用太多而改用砖造，仿照印度窣堵波式设计塔形，每层中心藏存舍利。塔建成后，在南面刊刻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述圣记》两碑，作为皇家支持佛教的护身符。玄奘担任慈恩寺“上座”，这座由高宗李治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建造的大寺有几十个院落，1899 间房屋。寺院内僧人各种事务都要请玄奘来往咨禀，平常各寺院印经、造像等事也都要请他最后定夺，皇宫内还不停有宦官来请他做功德，每天忙忙碌碌应付杂事，使他无法专心致力于翻译事业，开始有了超脱现实的打算。但他的一切开销包括造塔、译经、塑像，都少不了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资助，这就使他又不能脱离现实。
左：长安慈恩寺大雁塔
右：长安荐福寺小雁塔
永徽二年（651）正月，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等官员进京朝集。公事之暇他们专门请玄奘为其授菩萨戒，玄奘还为他们广说菩萨行法，他的译经助手高僧道信病死，也请这些官员为其撰写碑文，往来应酬不断。
当时来长安的印度僧人也很多，携带礼品、书信问候频繁，再加上日本、新罗等国的僧人也来向玄奘问学取法，他独树一帜的法相宗成为长安各寺院中最荣耀的一支。
永徽六年（655）五月，玄奘翻译的印度逻辑学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由于门徒弟子竞造文疏，各申己见，当时的学者吕才抓住神泰、靖迈、明觉法师三家义疏的矛盾，提出40 余条疑问，双方展开了大辩论。这场学术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结果据佛教徒的记载说，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但可能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
玄奘依附皇帝得到的恩荣越多，声名与地位自然也就越高，这势必引起其他教派僧人的嫉妒与不满。玄奘积极赞扬自己对经论的新译，不许别人讲旧译经典，新旧两派之外加上大乘的“空”“有”两宗的相互排斥，门户宗派之间的斗争益烈不休，都想在皇帝面前争宠受恩。
据《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记载，永徽六年，印度高僧布如乌伐邪曾携带经典500 余夹，共1500 余部抵达长安，但由于受玄奘排挤压抑，他灰溜溜地离开了长安。现代崇拜玄奘的学者一般不承认这件事，认为此事有损于玄奘的形象，是当时佛教旧派反对玄奘的中伤。
唐玄奘法师画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不管是否事实，玄奘早已认识到要在中国“弘扬佛法”，必须得到帝王和朝廷的支持，尤其是翻译因明论与吕才的是非纷争，使他切身体会到不依靠朝廷便不能震慑其他宗派。刚好唐高宗立李弘为皇太子，要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派遣朝臣们去行香。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来到慈恩寺拜访了玄奘，询间弘法与译经事，玄奘乘机请他们转奏高宗，按以往成例由朝廷派官员监阅、管理翻译事务。有了官方的钦定和皇帝的御批，其他宗派就无法攻击。玄奘又请高宗撰写慈恩寺碑文，以示恩宠。
朝廷同意了玄奘的奏请，组织以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与杜正伦等宰相高官为核心的班子，看阅经论，润色译文；又准许御制慈恩寺碑文，玄奘高兴地率领门徒弟子诣朝堂奉表陈谢。玄奘这时积极活跃于皇宫内外，他赴鹤林寺为唐高祖李渊的婕妤薛夫人落发授戒，同时出家的宫女有50 多人，随即又为德业寺尼姑数百人授菩萨戒。他又上表二次请高宗亲笔御书碑石，当唐高宗所作慈恩寺碑文送到寺院后，他不仅带寺僧到朝廷进表陈谢，还设二千僧斋和九部乐于佛殿表示谢恩，并举行了盛大的迎送会，影响之大足以使其他宗派与其无法分庭抗礼。武则天生男孩满月，敕令玄奘进宫为皇子剃度，赐名佛光王。武则天为此赏施给玄奘衲袈裟。
唐高宗对玄奘的效力也倍加恩惠，派太医为他治病，请他入皇宫凝阴殿西阁休养，去洛阳要他陪从，到明德宫避暑邀请他同住，至于平常赏赐的金银财物更是不计其数。长安西明寺竣工后，玄奘又被优礼迎入新居。光宗耀祖的玄奘在洛阳时还就近回乡，为父母扫墓，看望了姐姐，迎送威仪全由公家资给，观看的人有一万多。但帝王从根本上说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唐高宗在笼络之下把玄奘也是作为文学侍从之臣或开明治国的点缀。当玄奘进一步争取佛教社会地位与特权，请求“先佛后道”和废止“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诏令时，唐高宗就不同意了，仅允许“其同俗敕即遣停废”而已。玄奘陪从皇帝出入京洛，更是浪费了他翻译经卷的时间，但当他提出要去少林寺“静修禅观，并专译功”时，引起唐高宗的反感，断然拒绝，吓得玄奘从此“不敢更言”。
有趣的是，玄奘刚回乡省亲完，朝廷就下诏：“自今以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这种依附寄生于皇权不得不放弃自尊自负的生活，使玄奘渐渐“积气成疾”。显庆三年（658），他随高宗返回长安后，又与朝廷史官们一起编撰了《西域图志》，朝廷还经常派人向他咨询西域、印度的问题，把他作为政府的专家对待，这都打断或影响了他的译经工作。特别是要新译、重译的经卷还很浩繁，住在京城无法专心译经，他身体也衰老病侵，因而再次上表，措辞坚决，终于获得唐高宗许可，率领弟子于显庆四年（659）十月到曾经的玉华宫此时已名为玉华寺翻译经卷，这年他已经整整60 岁了。
玄奘在玉华寺生活了四年零二个月，虽然他不分昼夜地辛勤译经，但也只译了从印度带回经卷的11%，即75 部1335 卷。龙朔三年（663），玄奘疾病缠绵。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65 岁的玄奘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他不但超脱了现实，也超脱了世界。
从玄奘回国后19 年中的种种活动，我们看到他正视现实、应付现实、超脱现实的全部历程。他虽然坚持不入仕做官，但也得依附皇权、效身朝廷；他想远避政治专心译经，但又不得不丧失自我交结王公大臣，依靠皇帝的权威来显赫于佛门；他想看破红尘把自己禁锢在佛教学术中，但又无法离开委身的帝王朝廷，还得委婉圆润，隐忍求全，否则就会财断人散。即使最后到玉华寺一心译经，还得靠皇帝恩准与朝廷接济。直至临终前，玄奘还惦念着让唐高宗再写篇序言。一个人要完全脱离红尘、断绝六根杂念，似乎永远不太可能。依照这个角度说，玄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般的人物，而是一个地地道道东方专制社会里栖身处世的佛学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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