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人日本,然未独立成为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及荣西入宋回国,才开创日本临济宗。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国,登天台山巡礼圣迹。同年九月,携带天台章疏30余部回国。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传佛心宗,时怀敞住持天童寺,又亲侍左右,遂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回国,初于博多津开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赖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请他为开山。他为提倡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3卷。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中国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国禅僧前往日本传禅的,络绎不绝。古来日本称禅宗为24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21派属于临济。荣西灭后25年,圆尔辨圆入宋,于浙江径山,得受无准师范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镰仓,北条时赖将军大喜,仓立建长寺,请为开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门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绍明。他入宋回国后,应北条贞时之请,继主镰仓建长寺。其后传禅的,还有车明葱日、东陵永玙、兀庵普宁、子元祖元、一山一宁、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荣西来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进法,设立僧堂,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岁时入宋。时曹洞宗如净禅师主天童寺,道元从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直宋绍定元年(1228)回国,初寓京都建仁寺,宽元2年(1244),被多野义重于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被请为开山,这就是现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的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俗谚。
五山文学与茶道花道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14派的本山,几科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谓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为五山僧侣所担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等。此时禅守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独立发展的日莲宗
刻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高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教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宗的总本山。著作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后来日莲的弟子各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属于日莲系。
这一时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现实的态度,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于禅,教义和规则都较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这些新派别还与日本15~16世纪的农民起义有关系。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气胜利,使其后百年间加圆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末期,由于儒学影响的扩大,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
德川时代(1603~1867)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
。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辖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自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当时中日贸易商舶往来频繁。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在临济曹洞之外,另立黄檗一宗,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 日本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下笔昨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僧徒为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事临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各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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